玉文化和龙的来源及龙形纹饰在不同时期的发

中国玉器之所以深入人心并一直保留延续发展至今,炎黄子孙爱玉,贵玉的传统经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玉器本身材质的魅力外,更重要的还是人们所赋予它的种种文化意义,它所引起的美感,并不仅仅来源于形式,主要来自成就它的特定因素,人的因素,如同和田玉产于新疆和田,而玉文化却繁盛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地区。天才的艺术大师们赋予它种种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把自然美和精神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含蓄巧妙地综合体现在平凡的艺术作品里,不仅渗透了先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的演变,也呈现了当时当代的艺术特色、政治需求和时代风格。本文所探讨的龙形纹饰的发展过程,由对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解进入,鸟瞰式的观花,从作为符号象征的远古图腾开始,到神话传说中的人首蛇身,到新石器红山文化中光素无纹的C形龙,到商周时期“物我一体”的人龙形玉佩,再到战国时期极富生机和动感的龙,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世世代代,源远流长,不断变化,不断繁荣。

一、玉文化及龙的起源

中国史前文化比过去所知的有远为长久的灿烂历史,中国先祖从遥远的远古时代就与坚硬的石头结下不解之缘。将近八千年前,中国文明已初露曙光,上个世纪末内蒙古三星他拉红山文化、河南仰韶文化、甘肃广河马家窑文化的发掘,不断证实着一点,那就是中国文明有一个悠久的巫史传统,而正是这一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1,远古图腾———“巫术礼仪”“由巫到礼”。

毋庸置疑,玉器与石器有着密切的联系,玉器的制作技术主要来源于石器,所以了解玉器必先了解石器。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从南方的元谋人到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观察其石器工具的进步便可看出他们对形体性状的初步感受:北京人的尚无定形,丁村人稍有规范,到山顶洞人,不但石器均匀规整,而且还有打磨光滑的骨器,和许多钻孔,刻纹的装饰品,这些饰物非常精致,所有饰品的穿孔都用红色,好像它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这表明人类对形体的规整、色彩的对比等有了最早的朦胧理解和爱好运用。而这种自觉加工是有别于对工具的规范打磨的,因为劳动工具的合理规范来源于物质劳动和生产的过程,而装饰品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包括宗教、艺术等细胞在内的上层建筑。因为红色对于他们不只是生理感官上的刺激,而且是包含了特定的符号象征意义,当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上赤铁矿粉,做出种种装饰品时,原始的物质活动正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开始,当它成熟时,便成为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也就是远古图腾活动。

2.神话中的“人首蛇身”。

远古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的具体形态内容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土之中,只能借助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来推想当时的活动,材料发现,有着几百万年时间差距的人类历史,集中表现在伏羲女娲两人身上,而剥开后世层层人间化了的面纱,却发现,在远古人的观念中,两人竟是巨大的龙蛇,后世各种文献中,仍有这种遗迹:女娲,古神女而帝,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西·郭璞注》)[1]。

遂人氏,生伏羲,人首蛇身(《帝王世纪》)[1]。

女娲氏......承庖羲制度......亦人首蛇身(《帝王世纪》)[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远古神话中的“神人”“英雄”大抵都是人首蛇身,如《山海经》中的“共工”,及所谓开天劈地的盘古,轩辕帝亦是人首蛇身,“尾交首上”。这里的所谓“其神皆人面蛇身”,实际是指这些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或者标志。《竹书纪年》中的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水龙氏、青龙氏、白龙氏、降龙氏等,与《山海经》所述一致,都是一群大龙蛇。而此时的龙,还是粗陋的、爬行的贴在地面的原始形态,既没有角,也没有脚,还飞不起来。闻一多曾指出,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成的,兽脚马毛狗爪鱼鳞鹿角,这或许意味着以蛇为图腾的远古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部落,合并其他图腾而演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龙的最根本的原始基因———滚圆的、修长的、带鳞状纹的蛇却一直保留下来,成为历代龙的主要形貌特征。

二、新石器时代的龙形纹饰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玉器经过漫长的与石器共存的孕育发展,终于脱颖而出,彻底与石器分化,开启了中国玉文化的先河,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此时史前文化玉器开始呈现不同形态和纹饰的变化,龙的形貌也比远古时期人首蛇身有了显著改变,反映了龙的演进和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尤其是举世瞩目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为玉器文化谱写了新篇章。

1,查海遗址中的“龙”。

查海遗址位于蒙古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2.5公里处,属于“先红山文化”的范畴。在遗址的大房子与墓地中间,发现了一只长达19.7米、用石块堆积而成的龙的形象,在陶器表面,也有龙纹造型。应是新石器时代中国龙的原始形象,遗址所在地被称为“玉龙故乡,文明发端”。

2.红山文化的“龙”。

红山文化是日本学者年在内蒙赤峰红山首次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是东北地区继兴隆圭和赵宝沟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始文化,距今~年,主要分布在辽西丘陵地区,北至蒙古草原,南邻渤海湾,东界越医巫闾山达大辽河西岸,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已突破原始的氏族聚落阶段,产生了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即城邦式古国。同时还是一个宗教极为发达的社会,年在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龙,是我国最早的玉质龙的实物资料,证实了该地区对龙的崇拜,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玉龙造型的基本特征。该玉龙为墨绿色软玉材质,经检测大多为透闪石,与和田玉属同一种矿物,但并非和田玉料,根据文献记载和地质学家调研论证,该玉料来源主要是东北岫岩细玉沟的“河磨玉”。该玉龙通高26厘米,呈C形蜷曲,头部酷似马首,嘴部前伸略上翘,紧闭,双目呈梭形,颈背有一长鬢,末端上翘,是由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和浅浮雕手法,龙体光素,琢磨细腻,表明当时琢玉工艺的高超水平。同时对于认识中国早期玉龙形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3.良渚文化中的“龙”。

良渚文化属于太湖流域的玉文化范畴,位于长江下游地区,距今约~年,规模宏大,出土的玉器文物尤为壮观,数量大且质地优良,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反山墓地发掘的玉器,多属透闪石,基本色调大致可分为青、黄、白三种。玉器表面均经过仔细打磨抛光,从而出现玻璃光泽。工艺上多采用了阴刻,半圆雕甚至整体透雕的技法。资料显示,良渚人的主要崇拜神是一种神人兽面的符号,而非龙,但在发掘中,也发现了一件龙首纹园牌饰,与红山文化的玉龙及青铜器上的龙形纹饰极为相似,大致可以看出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及当时当地玉龙的形貌特征。

4.凌家滩文化中的“龙”。

凌家滩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年发现,距今~年,是江淮地区首次发现的玉龙形象,呈扁圆环形,首尾相连,龙头纹部突出,头上有两角,五官刻画清晰,背部有脊线。与红山文化龙造型相似,又与良渚文化的龙首纹较为接近,表明江淮文化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商周时期的龙的发展

夏商周时期,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由于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商周时代的玉雕艺术,无论从数量上、工艺上、纹饰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可以说,商周玉器是继红山、良渚之后出现的又一个辉煌时代,特别是妇好墓,山西晋侯墓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商代与西周玉器的瑰丽风貌。

1,商代妇好墓玉龙形象。

玉龙在商代墓中多有发现,大多呈C形首尾相接,头大,张嘴露齿,有的在头顶饰有短而粗的双角,臣字眼,云纹鼻,躯体上多菱形格纹或三角或变云纹,其中妇好墓的圆雕玉龙最为精致,由和田青玉精心琢制而成,通长8厘米,高5.6厘米,龙尾蜷曲贴于右侧,龙体浑圆,头大略昂,张嘴露齿,其基本造型明显继承了红山世纪卷曲龙的模样,但头部和身躯有了较大变化,出现了前肢和几何纹饰的装饰图案,采用了双钩线,使得造型饱满突出。从妇好墓的规模及出土玉器来看,这一圆雕玉龙基本可以代表当时社会的玉龙形象。

2.西周晋侯墓玉龙形象。资料显示,西周时期的玉器被统治者赋予了新的宗法礼制信念和内涵,从而摆脱了新石器时期为原始巫术服务和商王朝为鬼神服务的活动,变为祭祀自然神和等级制度的礼器。玉雕行业也达到了从未达到的高峰,由大量出土资料可知,西周玉器材料十分丰富,不但新疆和田玉数量明显增多,出现了不少上乘的优良玉器,还发现有岫岩玉、玛瑙、绿松石、水晶、煤精和天河石等珍贵材料。山西晋侯墓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周文化遗址。发掘的龙形玉佩造型多为卷曲扁平状,表面纹饰由商代的方折挺拔变得较为规矩舒展流畅,更加生动活泼,发掘的西周中晚期的龙体瘦长,角的雕琢不甚明显,臣字眼也逐渐被椭圆形眼睛所代替,采用了商代的双勾阴线,与勾折(一面坡)一起的表现方式,龙形极富生机和动感[2]。以及发现的造型奇特的人龙纹玉佩,引发了无限的遐想。人头在前,下部雕琢卷体回首的龙纹,线条流畅自如,不但反映了周人的创作和治玉能力,也体现了周人与龙的特殊关系,是古代先民图腾崇拜和先祖崇拜相互交织变幻的艺术形象,也是中国古代“物我一体”思维方式的实物资料。

四、春秋战国时期龙的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习俗也有了较大转变,玉器渐渐不再是庄严肃穆的礼器,突破了早期文化意义大于审美意义的社会功能,开始了对美有意识的追求,出现了实质性的生活装饰用玉,无论造型技巧,纹饰工艺都为之一新。

1,春秋玉龙。春秋时期的玉龙,大大突破和发展了商周时期玉龙的形制和内涵,龙作为神灵动物祭祀的作用已经淡化,开始作为人体配饰,以此象征自身品行的高贵和地位的尊贵。在造型上,春秋玉龙更加轻松,活泼,体态由圆形卷曲开始向长条形卷曲变化,此时的玉龙,头部相对较小,身躯修长,多呈S形弯曲,曲颈挺拔,尾端勾卷,表面还出现了阴线或浮雕的谷纹、云纹和蟠缡纹,充分显示了曲态的动感和灵活的生机。

2.战国玉龙。战国时期,玉器成了贵族标榜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儒家对玉的解释和推崇,使得玉器戴上了“品行高贵”的桂冠,“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表明此时玉器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入人心,此时的玉器更加丰富多彩,新颖别致,有的单独使用,有的成套作为配饰和镶嵌器物,大多选材严格,制作精美,饱满而富丽堂皇。这一时期的玉龙造型,大大突破了前期的规范,曾侯乙墓出土的玉龙佩就已经凸显出了那种健美勃发的气度风韵,通长11.5厘米,宽8.7厘米,龙首变小,身躯拉长,S形造型给人十足动感,如矢在弦,包含一种紧张气氛。中山墓中出土的玉龙佩,体态硕大,长23.2厘米,宽11.4厘米,龙首回首卷曲的双S形状,器体镂空而成,龙尾开始分开而向两侧翻卷,整个躯体布满谷纹,龙体外缘的卷云纹酷似爪足。这些龙的造型形态都与商周龙截然不同,其特点有力说明了战国龙在进一步融合提升中,已经演变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猛兽类动物。

五、结论

龙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古人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演变,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政治特色和时代风格。史前玉龙,造型神秘怪异,无论是红山文化中的玉龙还是良渚文化中的龙,均超出了原始的装饰意义,成为宗教和图腾崇拜的象征,也是神权和信仰的物质载体。随着原始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夏王朝的确立,玉器不但继续承担着沟通天地鬼神的圣神职责,而且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礼器。特别是西周出现的人龙合体造型玉器,正是“物我一体”思维的体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技术的发展,人性的解放,玉器不再服务于神,而是逐渐转移到人上来,出现了生活化的实用器,且装饰性强,此时的龙和这个时代一样,突破了先前圆润柔和之风,呈现出各种造型规整、图纹华丽、工艺精湛的龙形玉佩,同时伴随着儒家文化的推崇,玉文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常素霞.中国玉器发展史.北京:科学出版社,.刘晋冀太原市文物稽查队中级经济师(责编樊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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