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媛
“新保定诗群”在以保定为中心的地域聚集、交往过程中，逐渐有意识地以群落形式进行文学实践，他们始终坚持“纯文学”标榜，在诗歌中书写对乡土的诗意想象，注重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历史上的保定文学即使最繁荣的时期，其诗歌创作也甚为冷寂。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保定的“白洋淀诗群”虽然后来一再被拿来与“新保定诗群”做各种追溯比较，但归根结底，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流窜”“路过”为主要姿态的白洋淀诗群与保定地域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及其后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种文艺思潮在诗歌领域迭代迅速，但远没有真正深入到基层文学创作的神经末梢。年代后期到年代，保定也曾经出现张劲鹰、刘燕、刘欣、谢虹等一批朝气蓬勃的女诗人，她们受舒婷、顾城等影响，作品中带有比较强烈的抒情意味，追求语言的优美雅致，风格婉约浪漫。市区及周边也零星分布着一些诗歌作者，比如市区的霜白、易县的石英杰、唐县的康书乐以及清苑《四季风》周围的一些诗人，那时的作品中常见的是：“根深蒂固的灵魂纯洁如雪/守望着落叶纷纷的韶光一笑解千愁”（康书乐《棉花》）；“仆俯的芦苇是弓/落水的瞬间，射穿我们心的/会是哪支带响而美丽的雕翎”（石英杰《信船》90年代）；“我站在空旷的田野上/我的爱人在远方/我站在荒芜的今天/满怀希望”（霜白《小调》）；“打开心灵的窗子/寻找水源，寻找河流”（云依朵《河流》）。这些诗作大都带有“朦胧诗”时代的烙印，注重对“人”的发现，“带有唯美倾向和过渡时代的理想主义”与这些作品同时存在于保定诗歌领域的还有受政治抒情诗影响的作品和受年代“新民歌运动”影响的古典诗歌与民歌融合的作品。这些在文学史上本应是历时性存在的作品和它们所代表的创作倾向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的保定诗坛竟成为共时性存在，各领风骚。
尽管如此，政治抒情诗、新民歌甚至朦胧诗写作在新世纪终归已是强弩之末，诗群的成员们毫无心理负担便痛快地抛弃了这些写作倾向。年“新保定诗群”集体登上文坛之时，已经初步完成了对这些旧有创作倾向的批判，在诗群内部建立起了与之有着明显断裂关系的新的创作主张。早年写作朦胧诗的石英杰、康书乐等人也摒弃了当年的写作风格。大多数的诗群成员选择通过对时下一些重要诗歌刊物和知名诗歌网站作品的模仿来迅速建构自身诗歌形象。《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等都一度被诗群成员奉为法典。
（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诗群的发展是迅速接受时下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过程，是诗歌创作现代性追求的集中体现。年代的诗歌写作与“新启蒙”运动紧密相关，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人们坚信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人类，相信时间就是金钱，推崇理性、崇拜成功，人文主义、自由理想、实用主义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所以彼时诗歌创作中充满着悲壮的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朦胧诗”、文化寻根、“整体主义”创作倾向此消彼长。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逐渐显示出它对人和整个社会的驾驭力量，“人”被异化、被挤压，自由和幸福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达而自动到来。西方哲学领域在宣告了“上帝之死”后，又宣告了“人之死”，理想主义、工具理性渐渐成为文艺思潮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当时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后现代文艺思潮以及与大众文化交织在一起的颓废、媚俗种种倾向在不长时间内充斥文学艺术领域。“第三代”诗歌在致力于批判和解构的同时却导致了诗歌价值和审美的双重失范。“新保定诗群”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价值导向和审美标准莫衷一是的所谓“多元化”的文学现场。
哈罗德·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对于任何有追求的诗人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在程度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新保定诗群”在经历过最初的模仿之后，很快批判地接受了这些文艺思潮中与保定地域特点和诗群成员身份与审美习惯相适应的成分，他们不满足于旧有的集体主义象征手法和政治抒情，也并不服膺“口语化”“下半身”等时髦口号，甚至对诗歌的过度叙事化也有一定程度的纠偏。
从主体性方面来看，他们抛弃了高大上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叙事，勇敢面对个体的渺小和无力，更善于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以诗歌的方式探究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书写其中的矛盾、痛苦和欢乐，他们主动承受着世界的重量，承担起生命本身的存在与消亡，在无限的绝望中，发现美、希望和救赎。从形式上来看，他们尽力避免使用“理想”“希望”“远方”“爱”等偏重所指的语汇，较少使用象征、隐喻等传统抒情手段，从偏重表现的诗歌写作方式转向意象和语言本身的自我呈现。从情感表达上来看，他们极力杜绝不加控制的情感宣泄，其表达偏向内敛、克制，有些作品甚至显示出隐没作者，零度叙事的艺术追求。
（三）
现代社会对效率和秩序的依赖使得它严格管控个体的感性化和无序性。但人作为复杂的生命存在，其丰富的情感往往越在这样的压抑下越激越。“新保定诗群”的成员们一方面身处现代文明特别是城市空间的各种物质条件包围中，一方面又痛恨并批判着现代社会城市文明对个体情感的压抑，所以他们主动选择把诗写的目光从城市转向乡村便不足为奇了。对一个三线城市来说，城乡的距离并不遥远，不超过一小时的车程便可以实现城乡场域的转换，离开所谓城市的喧嚣，重回乡村田园的静谧（起码看起来是静谧的）。故此不难理解诗人常常会乐于书写滤镜下的乡村。距离感使诗意化的乡村想象成为可能，城市空间的压抑感和紧张感为诗人们投向乡村的目光戴上了滤镜。更何况对乡村的书写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母题之一。怀乡、田园的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与诗人个人的童年记忆相交叉，就催生了一大批充满赞美诗意味的乡土诗歌。
“我在城市遗忘的中央/与打着哈欠的时间交班/傻傻地守候着乡情”；
“麦苗一天天长高/树叶一天天长大/青青的草色一夜间翻过了山岗”
……
另一方面，他们致力于吟唱传统乡村的挽歌。再没有人比他们更真切地感受到城市在不断扩张过程中对乡村的侵占了。“乡村”正在日益失去其作为独立空间的封闭性和自足性，被作为附属之地纳入到了“城市”的整体系统之中。与这一过程伴生的是农耕文明被工业化、资本化和信息化等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文明所消弭。对诗群的成员来说，乡村的凋敝既是事实也是想象。很多时候，诗人是站在“他者”的角度观照乡村的，他笔下书写的其实更多的是诗人自己的城乡立场。
“一个人站在渐渐凉下去的田野上/如同风中飘零的落叶”；
“村庄眼看就要失守/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空余独行的我：沉默、喑哑”
……
从集体抒情、政治抒情到对个体经验的重新发现和命名，保定诗歌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探索之路，而这也几乎就是“新保定诗群”的崛起之路。但是，当“新保定诗群”迈入第十个年头，诗群的创作该如何避免重复性和套路化的陷阱，走向真正的复调和多元；诗群成员又该如何在群体中保持个体创作的独特面目，实现风格化的诗歌书写？
对河北诗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理论家陈超先生曾对新世纪的诗歌写作有过充满希冀的想象，他说，在新的世纪，我们的诗歌写作有理由在获得自由轻松的同时，保持住它揭示历史生存的分量感；有理由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又不输掉精神品位；有理由在对个人经验的 “新保定诗群”：以保定为中心的地域性诗歌群体，成员有石英杰、霜白、李点儿、七叶、马兰、易州米、墨刚等，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诗刊》《诗歌月报》《诗选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诗作，出版了数十部诗集，多篇诗作获奖并入选国内经典诗歌选本。
吴媛，女，年代出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理事，保定市作协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