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虎蟠龙纹豆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年，

在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

出土了一大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

即名闻遐迩的——

浑源彝器

这批青铜器造型优美，

工艺精巧别致，纹饰具有独特风格，

出土后即引起世人瞩目。

因为生逢乱世，

这批瑰丽的青铜器饱经劫难，

大部分流散于海外，

国内仅存少数，

部分珍品为上海博物馆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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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

关于李峪青铜器的学术性文章，

用力最深者，

国外当推日本梅原末治《战国式铜器之研究》，

国内当推商承祚的《浑源彝器图》。

两者均于年发表，

以至中国学者论李峪铜器所引述的资料多为商氏，

世界学者则多参考梅原氏，

并无何人提及高去寻。

实际上，

高氏于年撰写的北京大学毕业论文：

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问题

较商氏、梅原氏远为精详，

仅因未公开发表而不为人知。

高氏在撰写此文时，

共参考过中外41位作者的64篇学术论文，

以敏锐及辽阔的治学眼光，

将李峪铜器从多个方面抽丝剥茧，

判断其既非秦始皇祭祀山川的秦器，

又非赵武灵王的遗物，

应是赵国贵族墓葬的随葬品。

经过分析，

他认为李峪墓葬与出土器物

属于春秋末年以来兴起之新型，

应是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的遗物。

同时指出，

部分李峪铜器的动物纹、绳纹，

受到欧亚草原带“斯克泰·西伯利亚”文化影响。

今天看来，

此文仍不失为研究李峪铜器的巅峰之作。

文博山西曾推送过此文的上篇，

年的巅峰之作：浑源彝器的秘密

本期推出的是中篇和下篇的合篇。

▲牺尊春秋晚期

上海博物馆藏

三、李峪遗物非“秦器”之再辨

李峪既不在绥远归化城地方，则过去攻击“秦器”说之根据，因以全失。然则王涅克、狄柴克等之主张，是否仍可死灰复燃，今当再辨。

甲、秦始皇并未涉足浑源

《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封禅书〉于始皇两次东游、一次北游之事迹，各有载记，似彼并未涉足于浑源。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于是遗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秦始皇本纪〉

〈封禅书〉与此略同，今不举。始皇二十八年出关中，达齐鲁之经过，此虽未载；然由二十九年出关经阳武事，可想见其二十八年亦沿黄河东去，未必经浑源也。据此则李峪当地人之传说不可信。二十九年始皇之归途，于〈封禅书〉则又曰“过恒山从上党归”。恒山即《汉书·地理志》《尔雅》《周礼·职方》《尚书》〈舜典〉〈禹贡〉之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秦之上党郡在今山西东南部。余颇疑始皇之逾恒山或即过今之娘子关，未必经浑源再南下入上党也。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涉足浑源否不可知；即或经浑源亦当无望祭山川之事，否则〈封禅书〉于始皇在各地封禅或求神仙事，皆有载记，不当于此独无。总之就历史上之记载，觉非但秦始皇于二十八年未在浑源祭祀山川，即其一生或亦无此举。

乙、对狄柴克提出之反证

狄柴克于其《中国古典艺术》中曰：

谓其属于秦始皇者，盖根据当地人之传说。中国文籍中虽未尝提及一字，然经再三考核，吾人亦不能得反面证据。且此等器物皆精心之作，绝非一般普通人所配用。再就另一方面言之，彼等皆具有异于典型的周汉器之特点。

是狄柴克所以深信当地人之传说，认为李峪遗物乃秦始皇器者，共出于三项见解。一、如非秦始皇物又无反证。二、非秦始皇不能用如此精美之物。三、此等器物与典型的周汉器有不同之点。其第二项见解，凡于中国古历史、古器物具相当知识者，皆当觉其不値一辨。其第三项见解，认为此等器物与典型的周汉器有不同之点，吾人亦有同感；但据此而以为属于秦始皇者则大谬。此等器物之相当时代，于后有推断，今不论。其第一种见解，乃李峪遗物是否秦器之根本问题，今当提出二项反证，略述于下。

1.古代祭祀恒山不在浑源

古代祭祀恒山有在浑源之说，不自今日始。明宪宗时马文升亦因此上疏请改祀恒山于浑源。其〈疏〉有曰：

《虞书》肇十有二州，盖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为镇。而恒山为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历秦汉隋唐，俱于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曲阳县。文之曰地有飞来石，不经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为其北边，是亦不得已权宜之道也。……夫《周礼》曰恒山在并州镇，在正北。《一统志》曰，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又浑源庙址犹存，故老传说的的不虚。（引自《亭林文集》卷一〈北岳辨〉）

清初顾炎武于此〈疏〉所云，曾与以严厉之驳斥，并讥其似未见十七史，仅道听涂说而已。顾氏又据历代史文，及亲至曲阳、浑源两地观察之所得，为〈北岳辨〉一文，以为自三代迄宋，各帝王之祭恒山当皆在今之曲阳境内。顾氏此文，虽据《虞书》《周礼》《尔雅》之注文，以言三代，使人不能无疑；然其说终不可移。

其原因有二：一、古代祭祀山岳，乃源于具宗教性之对山岳崇拜。所祭祀山岳之地点，亦颇具历史性，非可轻易改变者。譬如北魏建都平城，即今之大同，本与浑源相邻；而《魏书》载明元帝、太武帝、文和帝之祀恒山必南至曲阳者，乃遵古先之命祀不敢变也。汉之祀恒山于曲阳亦当有所本。二、《史记》云：“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水经注》谓上曲阳县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昭王南征不还，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罢井田，因以立县。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据此则祀恒山在今曲阳境内，于汉本由来已旧。秦始皇祭祀恒山事，本文献无足征者，即或有之，据此可知当亦不在浑源。

2.李峪遗物非祭祀山岳所用

中国古代封禅山川之礼，虽如太史公所云：“损益世殊，不可胜记”，然要亦不过修封与祭而已；或自秦始皇时始有石检印封之事。故《后汉书·祭祀志》论之曰：

自上皇以来，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谓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代兴成功也。《礼记》所谓“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则改封者，着一代之始，明不相袭也。继世之王巡狩，则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仙，信方士之言，造为石检印封之事也。所闻如此。虽诚天道难可度知，然其大较犹有本要。天道质诚，约而不费者也，故牲有犊，器用陶匏，殆将无事于检封之间，而乐难攻之石也。

又《史记·封禅书》于始皇禅梁父曰：“其礼颇采大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此云封藏者，疑即石检印封之事。其礼颇采祀雍上帝所用者，盖或以特尊东岳，或以天子亲祭而有所增益。然〈封禅书〉载始皇之先世之祀雍上帝者，皆用牲而已。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之天地名山大川鬼神，祀以牲，其圭币各异，而近天子都者，始有加益；唯以雍四畤上帝为最尊。然祀雍上帝亦不过用木寓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恒山乃崤以东五名山之一，其祀当用牛犊各一牢，具圭币而已。是以李峪遗物绝非祭祀恒山所用。即如始皇亲往致祭，所用容或有加益，想亦不过如禅梁父时，采祀雍上帝之礼。再退一步言之，如即更多加益，亦于遗物中何以有戈、剑、弓弭、带钩等，仍不得其解也。

总之吾人就古代文献上之考察，秦始皇并未涉足浑源。即如有祭祀恒山之事，亦当在今之曲阳境内。李峪遗物之性质，亦非祭祀山川所用之祭器。据此则“秦器”之说，本毫无根据；“秦式”一辞，亦当与以更正。

▲镶嵌龙纹鼎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四、遗物出于墓葬说

当时李峪出土之遗物，为王涅克所携走者据云大小五十余事，今日仍存国内者亦约二三十事，此外当尚有少许流落于国内外，如此则此次所发见之丰富，未必稍逊于同年新郑之出土物。外人认为乃秦始皇祭山川所用，毫无理由之可言。实则此等遗物乃出于古代之墓葬。

古代厚葬之风本极盛。死者生前之所服御玩好，多用以殉，其子孙或更益以祭器明器之属。见诸实例则有新郑春秋末叶墓、洛阳寿县战国墓之发见，及濬县周代墓、乐浪汉时冢之发掘。考诸载籍，西周及其以前不详。东周之后，厚葬之风亦盛。《西京杂记》中之所谓晋灵公冢，《述异记》中之所谓阖闾夫人冢，虽未可尽信，然由《史记》所记之吴王阖闾冢，亦足见此时贵族墓内规模之大，贮藏之富。战国之世，此风益炽。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魏襄王、哀王之墓，皆多所埋藏。当时“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轝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故《墨子》《吕氏春秋》皆有节丧葬之论。至若骊山之陵，一读《史记》《汉书》《水经注》之文，不禁瞠目咋舌，知所以祖龙一丧而社稷随墟矣。

李峪遗物之发见，据西仑云于窟状之坑穴内，滨田耕作云于李峪丘陵端之城壁内部。此种情形当系墓葬上部塌陷，或劈裂所致。至于各遗物之性质更无一非古代墓葬内所当有者。

铜带钩

形制不详。遗物群出土时有人骨之发见否虽不得知，然有此物之出见，可确断其出于墓葬。当时盖有人骨伴出，或人骨已全腐朽。因带钩乃施于衣带者，其之出见亦在人骨架上或其附近。

铜戈剑

戈之形制不详，因而为明器或生前之用器不得知。剑之铭文已自示为生前所造，死以为殉者。

骨角质弓弭

弓弭之发见，知有弓之殉葬。但弓之木质“弣”“渊”，革质“弦”，或早已朽腐不为人所见耳。弓与戈剑皆为兵器，除墓葬外不当为祭祀山岳所有。

铜“辖”“轊饰”“衔”“衔板”

“辖”“轊饰”乃车上所施。“衔”“衔板”乃马具。古代车马殉葬之风甚盛。据闻中央研究院于濬县发掘卫人墓葬，有殉葬车马之发见，于安阳发掘殷人陵墓，亦有相同之发见。春秋之世，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邾子卒，则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是亦以车马为殉也。洛阳发见之韩君墓，据闻或附有马坑，或墓内殉有车饰具马具，是此风于战国之世犹未稍衰也。而此遗物群内仅有一二车马上所施之零件，可知当时墓葬之旁未必附车马坑，墓葬之内或亦无整车匹马。然此殉一二车器马具者，乃代车马藏乎圹之意者也。缘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况“降及战国，奢僭益炽。……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铵，以相夸上。”当时车马本极贵重，盖不忍以整车匹马置诸圹中。

子安贝

此遗物群内之有“子安贝”亦乃其出于墓葬之一佳证。例如新郑洛阳及甘肃鎭番沙井村之墓即有诸多子安贝出现。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盖埋钱于圹中，为死之用，至唐王屿乃于丧祭焚钱以代之。是近世丧葬之焚纸钱，乃源于汉之瘗钱。汉之瘗钱，盖源于古代墓内之埋贝。考贝之用，最初或为装饰之物，殷末时又用为货币，而于此遗物群之时代是否仍有其货币上之价値，诚大有问题。然埋贝于圹之风，想由来已旧，故此时仍为一般人之所沿习。例如吾人今日已通行银币或纸钞，而一般丧葬仍焚纸钱楮镪，正足示丧葬之礼因具宗教意味颇富保守性也。

此外遗物群内之诸多铜容器亦即如《吕氏春秋》所谓殉以钟鼎壶鉴之类。漆器、陶器，想或为生前所用，或为明器。至若其“怪兽尊”余初疑或即如《穆天子传》中黄金之鹿，及骊山陵中金银凫鸟之流，或乃生前之所玩好，死以为殉者，即狄柴克云：“此兽背上初必有一容器，用以盛牺牲之血，但今已失去”亦未破余之所疑。近见麻席珍之说明，始知其“背上有缺损处，询悉原有二双，背上各有瓠觚一，二贮绿水，二贮绿粉，出土时松软如泥，俱毁弃。”麻君所谓瓠觚者虽不知若何形制，但据此则此等怪兽尊亦可视为容器之一种。其贮绿水者盖或所贮者为酒，其用与所谓牺尊、象尊、鹗尊等之用器身内酒同。其贮绿粉者，盖盛稷黍之属，因日久而朽化使然。

▲蟠螭纹青铜豆东周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五、遗物属于赵武灵王说之商榷

余既主张李峪遗物乃出于古代之墓葬，当更进一言于其属于赵武灵王之遗物说有所商榷。

《史记·赵世家·集解》应劭曰：武灵王葬代郡灵丘县。

《史记·赵世家·正义》《括地志》云：赵武灵王墓，在蔚州灵丘县东三十里。应说是也。

《汉书·地理志·代郡灵丘注》应劭曰：武灵王葬此，因氏焉。

《元和郡县志》赵武灵王墓在灵邱县东三十里。

据此则赵武灵王墓当在今之灵邱县境内，灵邱一县名，亦因有此墓而起。而臣瓒、骊道元、颜师古等，于此则提出异说：

《汉书·地理志·代郡灵丘注》臣瓒曰：灵丘之号，在赵武灵王之前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水经注·滱水篇》瓒注〈地理志〉曰：灵丘之号在武灵王之前矣。又按司马迁《史记》赵敬侯九年，败齐于灵丘，则名不因武灵王事如瓒〈注〉。

实则此种异说不可信。清初顾炎武于《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辨之曰：

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十五年，赵与韩魏燕共击齐，湣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淄。而孟子谓蚳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此别一灵丘，必在齐境，后入于赵。而孝成王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经注》云，是误以赵之灵丘为齐之灵丘，而不知齐境不得至代也。

清顺治十七年，宋起凤所纂修之《灵邱县志》亦非《水经注》之文，认为灵邱之名，乃源于境内之有武灵王墓。据此则应劭所云，《括地志》《元和志》所载皆有其根据。又考今灵邱县城，乃唐贞观五年所移置。其故城据：

《括地志》灵邱故城，在今县东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引）

《太平寰宇记》灵邱故城在县东十里。又二十里为武灵王台，土阜尚存。

灵邱故城既在今城东十里，则应劭所云，《括地志》《元和志》所载武灵王墓之地点皆相同。而《寰宇记》所谓武灵王台，盖即其墓冢。古者墓葬，或因山，或墓冢高大，后世之人往往称之为丘，如楚昭王墓之称昭丘，吴阖闾墓之称虎丘。武灵王墓前人皆称之为灵丘，故县氏之，至宋人始误以其墓冢为台矣。

赵武灵王墓既在今灵邱县城东三十里，去浑源县李峪村约百四五十里，李峪遗物决非赵武灵王所有。然李峪遗物究竟出于何人之墓内，则文献无征者也。

▲双龙络纹罍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六、铜器形制文饰之特征

李峪遗物既非秦始皇之物，又非赵武灵王之物，是过去其年代上之建设，已根本动摇。然则其当属于何时之遗存？吾人知遗物中之戈剑皆具铭文，然戈之形影铭文皆不得见，王涅克之札记，谓其上作秦之铭文，梅原末治又已证其不确，剑之铭文又不足考订其绝对之时代，如就其书法而论，亦仅为求其大体的时代之一助耳，故欲解决此问题除就遗物本身之研究外别无他途。然李峪遗物，今为吾人所得见者不过其大部铜器之图影，故亦只能于此类器物形制文饰之特征，略加叙述。

甲、形制

1.鼎

鼎之形制约可分为四种。

a.四足长鼎（图一）。历代著录内之长方四足鼎，其时代无晩于西周中叶者，《西清古鉴》中之晋姜方鼎，器或真实，铭文乃伪刻。此种长方鼎多为长方胴，唇耳，柱式足，或鸟兽形足，与此鼎之形制有别。此鼎器胴及盖皆为圆角，器作错牙式唇，附两长方耳，四足微屈，盖上有两卧式兽两环形纽。

b.方耳圆鼎。此式鼎有二：一（图二）则器胴作半圆球体，加盖成椭圆球形，胴外有纫式圆周梭，错牙式唇，三足皆稍弯屈，作兽脚式，与胴相接处具兽面饰，盖上有三水禽三兽相间伏卧，盖中心有纽穿以纫形环。一则盖已失，器胴作半圆球体，错牙式唇，长方附耳，外有纫形圆周棱，三足已折去。

C.环耳圆鼎。此式鼎有二：一（图二〇）则胴作半圆球体，外附两环状耳，错牙式唇，三细长之兽脚式足，盖之上凸作层台状，上有三兽首，一已折去，中有环纽。一则胴作深半圆球体，口部稍向内折敛，胴外附两环形耳，盖微向上凸已残破，饰兽首一，三足亦作兽脚式，极细长。

d.鬲足式鼎。此式鼎有二：一（图二一）器形如鬲，三款足，愈下端愈细，而唇作错牙式，胴外有圆周梭，两长方耳，附盖，盖上有三卧兽，中有一纽穿环。一（图二二）器之形制如前，惟三款式足之下端作兽蹄式，圆周棱作纫形，盖已失，疑瑞典皇太子所得之鼎盖残片（图一一），即此器之盖，因两者文饰同具一种特彩也。

2.豆

较古之豆多为浅杯式胴，粗大之高圈足，今此遗物群中之二豆皆为细柄豆式。一（图二四）则胴近半圆球体，外附两环耳，柄细中空，下端外张近附“镫”式，盖上有短柄，上端几成圆平面状，可却置。一（图二五）柄已折去，器胴亦近半圆球体，外附四虎状兽，盖之形制亦如前一器者。此豆之形制文饰除缺柄外，其余皆与纽约大都会（Metropolitan）博物院所藏之豆极相同，疑后者亦李峪之出土物。

3.甗下器（图三四）

较古之甗大都乃上下两器不可分离，在上下格之间置箄。李峪遗物中之甗，则上下分离为二，其上似甑之器已失，下器如鬲而广肩，口高出以内于甑底，肩上有两浮雕兽面，兽鼻各穿环一。无文饰。

4.匜（图六）

吾人所常见之匜大都有四足或三足，有鋬，间或有无足者。此匜浅腹，流作兽头状，其鋬作环形如他器之具环耳，底下有短圈足。

5.盘

盘之形制有三式：一（图三五）浅胴平底，侈口无耳足。一（图五）浅胴平底，侈口，胴外附有两长方耳，无足。一（图三）已残破，浅胴，侈口，无耳，胴外有浮雕兽面，下端已折断，疑作穿鼻形者，下当有四足，今仅见其二，足上端与胴接处作肉雕兽面饰，下端作兽趾形，瑞典皇太子所得之器足（图四），盖即此盘之所有。

6.罍（图三一）

短颈，侈口，硕腹，平底，无圈足及耳。此种形制与《周金文存》卷五页二十五所载春秋初年之罍相近。

7.卣（图一六）

历代著录内所称之卣，实为一种附提梁之壶，其梁多为细弯板状或纫状。李峪遗物中之提链结绳纹卣，亦乃壶之附提链者，今仍称之为卤者，乃使读者易了解其形制。器作壶形，肩上之两环耳穿链之两端，盖上有环纽穿链，此链亦与提链相穿结。

8.壶

共见三器。一（图二九）则长颈，硕腹，侈口，圈足，颈上两旁有附饰件之残断遗痕二块，疑西仑《中国古代艺术史——史前与先汉卷》图九十六之B、C（即本文之图九）乃此器上所附饰者。壶颈上附饰立体式虎，亦见于新郑之方壶、寿县出土之曾姬无卹壶。一（图三〇）则长颈，硕腹，短圈足，肩上有两环耳穿环，腹下部又有两环耳，盖上有两环形纽各穿一环。一则见于《支那古铜精华》中，则长颈，硕腹，小平底，肩上有两环耳各穿一环，盖形如前一器。无文饰。

9.牺尊（图二七）

此器像牛形，两角向下弯，穿鼻缀环，目睛作凹孔状，疑有镶嵌之物已脱落，尾已折去，项背及跨骨上各有圆口伸出，背上之口更有两环耳，一穿环，疑此三圆口之上皆当有盖。

10.怪兽尊

此种器出土时有四，今仅见其二。此二者之形制文饰全同。现存国内者（图二八）高不过三寸五分，长不过六寸五分，其首如鼠，竖耳翻唇，兔尾，牛蹄，背上有缺损处，背上所负之容器出土时已毁弃。此种怪兽尊于历代著录内不过数见，皆似无角之鹿而牛蹄，疑其兽形之来源或亦有所本。

《山海经·北山经》又东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有兽焉，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飞，其名曰飞鼠。

《尔雅·释地》西方有比肩兽焉。……其名谓之蟨。

《吕氏春秋·不广篇》北方有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后。

《尔雅·郭注》今雁门广武县夏屋山中有兽，形如兔而大，相负以行，土俗名之为邛邛，音厥。

天池之山与夏屋山皆在山西北部，去李峪不远。此器鼠首兔尾近似传说中之邛邛，虽未敢断其全为写实，然亦未必全属虚构。

11.?

一（图八）则器胴作半圆球体，加盖成椭圆状，胴口部稍向内折敛，错牙式唇，附两环耳，下有圈足，盖上有三似野鸭状之水禽，边缘上更伸出小兽头，以防盖之易脱落。一（图二六）则器胴作半圆球体，附两环耳，错牙式唇，下具圈足，盖作层台状凸起，上有三鸟首，中有一环形纽。

12.变形敦（图一〇、三三）

此器有二，一失其半。其形制为历代著录内所不见，测绘图如下（插图二）。器与盖皆作半圆球体，合之则成图球状，与陈侯午你錞，陈侯因咨錞同。器与盖各有短圈足，各有二柄，合之则似上下两旁各有一圈足形。梅原末治称之为异形样盒，郭沫若氏认为乃原始形制之敦。管见以为其器盖皆作半圆球体，乃敦之形制，其上下两旁之作圈足式乃敦之上下两旁之环变为?之圈足式，今故称之为变形敦，以示其非全为上下内外皆寰之制。

13.附盖双环耳三角形足容器（图一八、三二）

此式铜容器有二，皆无文饰，其形制极同如同出一范。短颈，侈口，硕腹，肩上有两环耳，下具三角形足，上粗下尖，中空否不得知，附盖，盖上有一环纽。此种铜器不见于历代著录内。

14.匕（图一二）

匕之形制如近世所用之铜羹匙。柄上作刻线式，菱形纹，柄与首相接处作浮雕之兽面，首内饰有刻线式两蟠螭相向，以刻线式变形桓纹为地文。

15.透雕匕形铜容器（图一三）

此器形制长柄椭圆首，亦如匕形，唯柄则中空作筒状，首则中部作蟠螭与兽首形之透雕，各螭体与兽首上更饰以刻线式纹，使其所透雕之母题更可清晰辨出，筒柄上有刻线式之贝带纹、龟、鱼纹等。

16.剑（图一四）

王涅克所得之剑，锋尖稍有折损，余长五十三公分，美京所藏者之长度盖与此剑之原长相等。此二剑之重量不可知，仅按其身长约当茎长之五倍，乃《考工记》所谓之上制。其脊作平面，具金错书，镡卫作菱形，约广于腊广一公分余，茎中匝后三，首如笠状，侧视如马蹄形，王涅克所得者首凹入处尚嵌有玉。

17.軎饰器（图三六下）

乃施于车轴头者，长短不详，仅其形制如下图（插图三）。其形如筒，两端皆空，本大末小，本端有界线周匝之，近界线处有长方孔之穿，两面相对。文饰不清晰。

18.辖（图三六上）

此器之图影为车轊饰器掩其大半，仅知其首作兽首状，首下有柄，柄之形制不详，末端有穿否亦不得知。

19.衔（图三七）

长度不得知，形制如下图（插图四），乃两节相衔者，其末端之三角形环，盖为施辔之处，椭圆形环盖为施镳之处。无文饰。

乙、文饰

1.蟠螭纹

此种文饰可分为三种。

a.鳞饰蟠螭纹。于螭体饰有鳞纹者，如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残壶上所见。

b.双钩蟠螭纹。螭体仅用线条钩出者。如失盖蟠螭纹折足鼎则用线条钩出三半段螭为文饰之单位，各单位连续排列形成各螭体单独蟠屈之形，卧兽饰盖蟠螭纹款足鼎则用三双钩螭体相交结为单位图，各单位连续配列。

c.变形桓文或变形雷文饰蟠螭纹。此种螭体用线条钩出，然后再于螭体上饰以变形桓纹，饰圆线化雷文者，仅见失盖蟠螭纹款足鼎及其残盖上。此种蟠螭纹或各单体蟠屈连续排列，或各螭体相交结连续排列，或此一螭首与彼一螭尾相接连排列。梅原末治曾据多数此种蟠螭纹之拓本，发见此种文饰乃依一定之单位图纹反复配列所形成者。

2.兽面纹

如在甗下器肩，?盖边，附脚盘胴，辖首之兽面，及匕形器上透雕之兽面，各具功用上之价值，当视为形制之一部份。其余如鼎足、盘足、?耳、牺尊足、腹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壶腹上，所饰之肉刻兽面纹，及剑之镡卫上镶嵌之兽面纹则为文饰。

3.动物纹

母题为四足兽，如虎、犬、鹿、兔与水禽、鱼、龟、蛙、水虫等。其表出之方法或用浮雕，如浮雕兽饰蟠螭水禽纹壶上之四足兽、水禽，与附脚蟠螭纹盘内之疾足式怪兽及水禽、鱼、龟。或用刻线式阴文表出，如蟠螭盘底之虎、鱼、水禽、水虫，及附耳蟠螭纹盘内之虎、犬、鹿、兔、鱼、蛙、龟、水虫等。此等图文皆具写实状态，生动有力。

4.绳纹

中国古代铜器饰有绳纹，以新郑出土物之时代最早。《太平御览》引通俗文曰：“合绳曰纠，单展曰纫，织绳曰辫。”李峪铜器中之禽兽饰盖蟠螭纹鼎，失盖蟠螭纹款足鼎，失盖蟠螭纹折足鼎，腹上之圆周棱皆作纫纹。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壶足，与变形敦足，则具辫纹。蟠螭纹匜足，怪兽尊之颈腹，提链结绳纹卣颈，所饰者为纠纹。此外提链结绳纹卣，结绳纹嵌石纹罍上，更饰有浮雕之结绳成网状之文饰。

5.叶纹

殷末或西周之铜器上，多具连续排列之三角纹，角内多作蝉形，故有称之为蝉纹者。李峪铜器中之禽兽饰盖蟠螭纹鼎腹上，与提链结绳纹卣颈上，则具一种顺序排列之叶状纹。此种叶状纹之用法，仍存古铜器上蝉纹之遗风，唯叶上则饰以变形桓纹、变形雷纹。

6.花纹

仅见于缺盖蟠螭纹款足鼎，及瑞典皇太子所得之此鼎残盖，乃填补蟠螭纹以外之空地者。此种地文于历代著录之铜器上所不见。

7.菱形纹

仅见于铜匕柄上。于二平行阴文线内，用阴文直线表出诸多“工字纹”，“工字纹”上更饰以刻线式三角纹，两工字文之间之空地遂似菱形方格。此菱形纹之表出法近似徐中舒先生于〈古代狩猎图象考〉内所举出之乙种菱纹。

8.圆线化卍字形纹

日人称之为“巴纹”，多见于西周器上。李峪铜器中之卧兽饰盖蟠螭纹长鼎之盖上，有此种文饰二，禽兽饰盖蟠螭纹圆鼎之盖上，有一，但皆仅有三支，用刻线式纡曲之线钩出轮廓，内饰以变形桓纹，外围一刻线式之圆周带，带上更饰有变形桓纹。

9.变形桓纹

多用以饰蟠螭纹体及圆线化卍字形纹上。又用为地文，如匕上与怪兽尊上所见。其居主要地位者仅见于附盖虎饰蟠螭纹豆之口部，及图七残鑑（？）片之口部。

10.圆线雷纹

于缺盖蟠螭纹款足鼎，及其残盖上则用以饰蟠螭纹。于怪兽尊则用双钩法表出，兽首饰盖镶嵌纹鼎则嵌以石。

11.贝带纹

于匕形器柄端则排贝纹成带围绕一周。

12.镶嵌纹

罗斯陀夫柴夫于《汉代之镶嵌铜器》内曾以为中国铜器之有镶嵌者时代较晩，将吾人可断为战国时物者亦列之汉器。中国铜器上之有镶嵌工艺本见于殷代晩期之物，春秋战国时代此风仍盛。李峪铜器中镶嵌工艺亦相当发达，如少卢剑铭文之嵌金，镡卫嵌绿松石作兽面纹，兽头饰盖镶嵌纹鼎除嵌有变形桓文外，更嵌诸多石珠，兽头饰盖嵌珠纹鼎腹上嵌有诸多石珠，足端兽面纹之睛亦嵌石，嵌石纹结绳纹罍亦有镶嵌之饰纹。此外牺尊之目睛成凹状，当亦有镶嵌之物已脱落。

总之就吾人今日所见之李峪铜器之容器，与殷末西周春秋早期之铜容器比较观察，其形制多具演进之迹，其质地亦较薄，而具轻快之意味。此外尚有引人注目之作风二，一即附有立体雕禽兽及禽兽首之发达，二即环形耳之发达。此种环形耳于鼎则代长方耳，于匝则代鋬，尤具特彩。其文饰之母题则多数不见于春秋中叶以前之器，少数可见者，亦多变其形。此等文饰除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残壶及牺尊等器者外，多用平面之表出法，或刻线式表出法，无较古铜器上浮雕或肉刻之风。主要之蟠螭纹亦多依一单位图反复配列于器上。其写实作风动物文饰之发达，更引人注目，为春秋中叶以前所不常见者。

▲鸟兽龙纹壶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七、年代之比定

中国古代铜器中所谓殷周器者不论如瑞典学者更分为殷式（YinStyle）、殷周式（Yin-ChouStyle）、中周式（MiddleChouStyle），大都器形严肃庄重，文饰奇古。至如所谓汉器者则器形已有演变，质地较薄，带轻快意味，又大都无文饰，其具文饰者亦皆流丽化与前者完全异趣。又殷周器之造成，形制与文饰多为紧密之结合，互相牵制，配布齐整；汉器之造成，其具文饰者文饰不受器形之限制，多自由配布，且刻线流丽柔媚，不若殷周器运线之雄劲有力。

而李峪出土之铜器，其形制则多与殷周器者有别，而近于汉器，但与汉器对照，则又多具古调，且鼎盘足上之肉刻兽面纹亦为汉器上所不常见。其文饰则多用平面之表出法，少殷周器上浮彫或肉刻之风，且多依一单位图反复相连配布器上，不若殷周器者受器形之限制，但与汉器对照则尚未达完全解放之势，其主要文饰之母题又非为确定属汉器者所有。故梅原末治于数年前即谓所谓“秦器”者乃处于殷周器汉器之中间型，为战国晩期之物；“秦器”二字可视为划分时代之名辞，此一时代始于公元前五、六世纪之新郑遗物，而迄战国之未，此长期间之铜器皆发展于一新型之下。

余于梅原末治所划分此一新型之时代认为大体无误，惟于其论李峪铜器乃战国晩期之物，尚难同意。

自民国十二年浑源李峪村、新郑李氏园发见铜器群后，于十八年洛阳太仓，二十二年寿县朱家集更有极多铜器之出土。此等铜器据余所知者大多数皆属于此一新型之物。虽其有国别之不同，但以彼时之交通已臻相当发达，究竟其地域上之文化色彩影响此等器物之制造至如何程度，尚难言也。譬如寿县朱家集所出之楚器形制文饰似多具特彩，但有为外来之铸客所造者，是否此等器物完全属于楚地之文化特彩亦难言也。又朱家集所出铜器虽于此一新型之时多具特彩，但瑞典工程师喀尔白克（O.Karlbeck）所得淮水流域出土之楚器，如与洛阳、浑源等地之出土物相对照，则未见有若何属地域上之文化特彩。

余虽未敢言当时各地之出土物绝不受其地方文化之影响而具特彩，但今日认为具地域上色彩之文物，亦未必他地之所无，究竟何者为地方上之色彩，何者为各地共有之色彩，尚有待于考古界之努力。今日可言者在此一新型之内，而各地之出土物虽各有稍感不同之色彩者，此或于时代上有所差别耳。故以李峪之铜器与新郑、洛阳、寿县所出者相对照，则于其时代之推订当不无收获。然不幸所谓洛阳古墓之出土物，如怀履光（W.Ch.White）之TombsofOldLo-yang所载，又似杂有汉器，吾人于此虽可慎重去取当无大错误，但此等器物究竟出于若干墓葬，共历若干世代，仍待研究。又其出土物中之骉羌钟、嗣子壶，虽具铭文可考相当之时代，但此时代亦仅能限于其本身，不能代表其他出土物也。

洛阳古墓所出器物于本问题既不能充分运用，故余不得不先以新郑、寿县所出，而比定李峪铜器之时代。刘节先生于《楚器图释》曰：

日本滨田耕作氏所谓秦器中作变形雷文者，即吾国学者所谓蟠螭文也。此项文样其简单组织，则从蟠虺文而来。新郑出土铜器大都蟠虺文（图三八：1）。浑源所出者亦有同样之花纹（图三八：2）；然同地所出之物中亦有较复杂者（图三八：3），即所谓蟠螭文矣。其出于归化之鼎（去寻按，此即李峪所出之鼎）为代表作，确类螭虫蟠屈之状（图三八：4）。然至楚器时代，则更复杂，由拳屈之螭身而变为两正方形套结之状（图三八：5），螭身初由蟠虺纹之一线而来（如上：1），自是此线由一画而变为双钩（如上：2），此双钩之螭身中更添入云纹之小圈（如上：3），由一小圈更变为S形之数小圈缭绕而成（如上：4、5）。

今仅就文辞一项如刘氏所论，亦可知李峪铜器之时代，当晚于新郑者早于楚器。

然余当于此更赘数言以述楚器、新郑器之时代。刘氏所指楚器之作正方套结蟠螭文饰者，据余所知仅限于楚幽王熊悍时器。其父考烈王熊肯（于公元前年即位年卒）之鐈鼎，虽有具如此文饰之盖，但与器相对照，则诚如唐立庵先生所云，乃别一器之盖所误配者。然就余今日所知考烈王物，其文饰具蟠凤纹与复杂交结之变形云纹。此等图纹过去多以为乃汉器上之特彩，实则为后起之作风而为汉器所沿袭耳。但于李峪铜器虽有此种文饰之母题，而表现之方法则不相同，是亦李峪铜器当早于楚考烈王之时代也。

新郑墓葬之时代，学者间向各据王子婴次鑪以为说。王国维谓王子婴次鑪乃楚令尹子重之物，于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年）鄢陵之役，为郑人所得，新郑之墓当成于此年之后。郭沫若氏谓王子婴次鑪乃郑子婴齐为公子时所造，时其庄公曾僭称王号，故得称王子，婴齐即位十四年（公元前年）被弒，新郑之墓当成于此年后之三五年间。今按古代墓葬之所埋藏，未必全为死者生前之所服用，或全为其子孙所造之明器、祭器等，往往其先世之物亦用以殉，例如寿县朱家集之楚幽王墓内亦有其父考烈王之物也。新郑墓内所出之器物，如所谓编钟、特钟、?、鬲、甗、圆形壶等，形制文饰颇具古调；如所谓鼎、罍、方壶、匜、鍑、鑪等，形制文饰则又属一新型。

此等具两种不同作风之器物，是否乃本在两墓或数墓，为非科学的发掘所混乱不得知。果即在一墓，其形制文饰颇具古调者，亦当为墓内葬者先世之物。推断此墓之时代亦当以其属于新型之器物为标准。

如王子婴次鑪之形制文饰于新郑器物内最具特彩，其铭文书法与王子申盏者若同出于一人之手笔。王子申盏，阮元以为楚平王长庶子，令尹子西之器。此鑪之为楚令尹子重之物说，似尚可信。

又如《新郑古器图录》中，图三十之匜，图三十之鍑，与齐侯四器中之匜鏱之作风相近似。图三十七、三十八之方壶，则文饰之母题，与其排列，与曾姬无卹壶相同，其形制亦与曾姬无卹壶相同，仅器底多立体式兽足，盖顶不具四出之饰而已。齐侯四器，乃齐侯朕其女孟姜所造，当为姜姓之齐。其铭文字体颇类陈?，盖为春秋末季齐悼公或简公、平公之物。曾姬无卹壶之时代，各家之说法不同。按其铭曰：

此曾当如唐立庵先生所疑，乃汉阳诸姫之一。漾陲有如叔夷镈之淄滘，当作漾水之滨解。漾水乃汉水上游之称。此言漾陲，殆如《左传》之所谓汉阳，盖曾姬故国之所在。蒿间，盖犹后世之言蒿里也。无，郭沫若氏谓言鳏寡孤独而无告者。是则此壶之作，盖因曾姬念其安葬于漾陲之先世之无也。此时曾国当已被楚所灭。楚王熊章（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年）作钟用享之曾侯乙非为楚之宗族所转封者，即为楚虽灭曾而仍存其此祀。此壶之作当不晚于此年。其出于寿县，而云唯王廿又六年，当指楚王之二十六年。其铭文字体则近于秦景公（即位于公元前年，卒于年）之“秦公?”，但?之形制与一部文饰则属于瑞典学者所谓之“中周式”，似其时代当较此壶稍早。此壶之作当在楚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年）或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年）。新郑墓内既有一部器物仍存古调，一部器物之作风同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半之齐侯匜钟，曾姬无卹壶则其时代最晚亦不过公元前五世纪之前半。据此则李峪所出铜器之时代亦晚于公元前五世纪之前半。

今既据新郑郑墓、寿县楚墓之出土物，已推断李峪出土之铜器当晚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半，早于公元前二百六十三年，当再一步试将其时代更加以限制。

按新郑墓内之出土物，有一种丸彫之蟠螭纹，其螭体凸出颇生动有力，各螭体之蟠亦极疏松。至骉氏编钟，则各螭体虽亦生动有力，其相蟠结虽亦疏松，但已趋向于用平面之表出法，无丸彫之风。又其“鼓”间除饰有蟠螭纹外，更加杂一怪兽面纹，颇具特彩。李峪出土铜器中多数器物之蟠螭则用平面之表出法，其相蟠结则较紧凑，但体亦渐失生动之力而成呆板状。此等铜器似较骉氏钟稍晚。唯其浮雕兽饰蟠螭纹壶之蟠螭纹虽用表面表出，但仍具古浮雕之风，与骉氏钟近似，螭体之结亦相当疏松。又此壶于蟠螭纹间亦杂有怪兽面与骉氏钟同，其用浮雕兽排列于圆周带上有芮伯壶用浮雕蝉之风。又其穿鼻三孔之牺尊亦饰有浮雕兽与怪兽面，与其壶之作风相同，其变形涡文之表出法则又与嗣子壶同。是此牺尊之时代亦当与骉氏编钟、嗣子壶之时代相近。

骉氏编钟之作成，徐中舒、唐立庵、刘节诸先生皆断为在周灵王之二十二年（公元前年），瑞典高本汉（B.Karlgren）氏亦响应此说，郭沫若氏则断为当在周安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年）。徐先生于二十三年春讲授《殷周史料考订》一课时，又弃其前说，谓以其铭文书法而论，其时亦不当过早，最要者如春秋时器“齐”字作，而骉羌钟之“齐”字作，与陈侯午器之作相近似；因更据《水经·纹水注》所引《竹书纪年》之文，认为当作于周威烈王之二十二年（公元前年）。此说已较前之二说减少诸多不妥之处，当可信。嗣子壶之作则无绝对年之可言。郭沫若以为需与骉氏编钟之时代当相去不甚远，盖战国初年之器。今按其铭文字体则较骉羌钟者当稍早，然属之于战国初年之器亦无不妥。据此则李峪铜器之大部当作于公元前四世纪时，仅其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残壶，及穿鼻三孔牺尊之作成，似当及于公元前五世纪之末。

此外今更就少盧剑作成之时代，试于李峪铜器之时代加以限制。因颇觉此二剑乃墓中葬者生前所用，此可代表李峪铜器大部之时代，与较晚之时代。瑞典人OlovJanse曾以中国出土之剑就其形制分为数类，此少盧剑被列入A类。彼谓此类剑于中国各地分布极广，所用之时间亦最长，当起于周代。今按寿县出土之楚王酓章剑之形制，如镡卫茎首皆与少盧剑有别，且茎间之无后仍存较原始之式。因茎间之匝后非如OlovJanse所云为一种装饰品，程瑶田以为乃为缠绳而设，实得其旨，倘仅为装饰品则殊有碍于人手之把握。故剑茎之有后可视为后起之改进。楚王酓章剑之时代因亦早于少盧剑。酓章剑之作当不出公元前四八八年与四三二年之间，少盧剑之作因亦可断晚于此时。但剑茎有后之兴起亦非过晚，战国时作品《考工记》已有载记，想为当时极通行之形式。

历代著录内亦不乏其属于战国时代者之实物，惟多无较确当之时代可考耳。仅朝鲜大同江郡有此种铜剑伴有“上郡戈”出土，戈上有刻款铭文，郭沫若氏考为秦始皇二十五年所造，则此剑作成之时代当与之相去不远。但此剑之形制长度虽与少盧剑相近，而其时代则当较少盧剑已晚。因此剑之铭乃公元前三世纪时最流行之刻款，少盧剑之铭文则先铸成阴交而后错金，此种铸款仍为较古之作风，又少盧剑铭字体则纤秀雄劲，各笔画亦皆粗细相等，此种手笔与骉氏编钟者相同，其作成之时代盖去骉氏编钟不远。然又就其形制而论，则距楚王酓章之时代又未必无相当之距离，盖亦公元前四世纪初叶物也。

于李峪出土铜器之时代既作如上之推订后，当更于此有所声明：器物本身所表现之作风不同固可断其时代不同，但此种不同之作风决非一时之突变，亦非一时整个现象，故通常于短期内两种作风不同之器物仍并存于世。例如今日之一成衣店内即同时并制短服与长服，一书局内同时出线装与洋装书籍。李峪出土之诸多铜器，本皆属于自春秋未年以来兴起之新型，虽其文饰之表出有两种不同之作风，而各所代表之时代又相去极近，如固执其时代谓非同时之物，或亦不合当时之史实。要之李峪墓葬之作成，当于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所殉之器物或亦尽此时之所有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八、外来文化影响之问题

近世外人由于研究司克泰（Scythian）或司克泰西伯利亚（Scytho-Siberian）之文化，遂渐产生中国古代文化曾受此种文化影响之说。据余所知此种学说盖首倡自P.Reinecke，至罗斯陀夫柴夫（Rostovtzeff）乃更为扬历。秦汉之后中国文化曾饱受西方文化之影响，此固于文献古物优足证明者。先秦时代如河南甘肃出土之着色陶器，殷墟出土之铜兵器，确具有与西方文化有关之色彩，此后似亦有具Hallstatt文化色彩之器物出见于中国。此皆足示中国古代文化决非孤独存在发展，而不与外方文化发生关系。

若司克泰西伯利亚式文化，虽西自匈牙利、南俄，东至中国北部皆有所发见，但其与中国古代文化之关系如加以慎重之研究，不难有较明确之认识；唯于此有一先决之条件，即须于中国古代文化有正确之理解也。如罗斯陀夫柴夫曾以为中国周代铜器上之饕餮等动物文饰，可于司克泰艺术寻出其源泉，最低程度二者乃共从伊兰艺术母胎内产出之见解，诚为考古界之趣闻。

余于拙作之《殷商铜器之探讨》内曾以为周代铜器之文饰乃源于殷，殷器之文饰，如饕餮夔龙雷文等与太平洋岛屿上之原始艺术，及墨西哥古代艺术同其母题；因响应ErnestF.Fenollosa之说，认为殷商铜器之文饰盖属于太平洋艺术（PacificArt）范围。今日思之中国古代铜器文饰之色彩并不如此单纯，但视为东方之特殊艺术仍无不可。罗斯陀夫柴夫之说则不足信。吾人今日所知司克泰西伯利亚式之文物虽可代表千余年之文化历史，但尚无可确断早于公元前七、八世纪者，将何由而为周代艺术之源泉？故罗斯陀夫柴夫于一九二九年更声言曰：

InmybookontheIraniansandGreeksIwasinclinedtoaccepta